國學是我們傳統的中華文化，包括的範圍很廣，可以用博大精深來形容國學。國學，是以先秦經典及諸子百家學説為根基，中國歷史上“國學”是指以“國子監”為首的官學，自“西學東漸”後相對西學而言泛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學術”。那麼，我們一起來民族文化看看博大精深的十大國學經典。
1、《詩經》
《詩經》，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詩歌總集，一部現實主義的詩歌總集，它收錄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年即公元前1100-600年左右的詩歌305首，其中6首為笙詩，只有題目，沒有詩，故又稱“詩三百”。只有題目共四五百年間的民間歌謠（風）、士大夫作品（雅），以及祭神的頌辭（頌）。按用途和音樂分“風、雅、頌”三部分，其中的風是指各地方的民間歌謠，其中的雅大部分是貴族的宮廷正樂，其中的頌是周天子和諸侯用以祭祀宗廟的舞樂。《詩經》的主要表現手法是賦、比、興。其中直陳其事叫賦；譬喻叫比；先言它物以引起所詠之物叫興。《詩經》表現手法上分為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六義”。《詩經》多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
詩的內容包括：
風（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huì〕、曹、豳〔bīn）多半是經過潤色後的民間歌謠。“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湖北北部一些地方（齊、楚、韓、趙、魏、秦），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
雅（二雅：大雅、小雅）
“雅”是正聲雅樂，即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佈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詩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類似風謠的勞人思辭，如黃鳥、我行其野、穀風、何草不黃等。
頌（三頌：周頌、魯頌、商頌）
“頌”是祭祀樂歌，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但魯頌四篇，全是頌美活着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
2、《易經》
《易經》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被推崇為“羣經之首”，內容豐富全面，有完整的哲學體系，從宇宙自然到人生社會都有辯證的論述，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寶藏。《易經》用抽象的符號來組成各種卦象，其中藴含着大千世界萬物之間的關係，最根本的思想是：“一陰一陽謂之道，一奇一偶謂之數”。從六十四個不同的卦象中，可見古人們“天人合一”的樸素的辯證法。
《易經》是一座智慧的寶庫，我們也許悟不透它，但不可以不讀它。即使不能完全還原其本意，至少可以以自己的視角去感悟它，只要我們找到了這樣一個進入《易經》的門徑，便可徜徉其中，並能從中汲取豐富的智慧營養。讀《易經》，哲學家悟得思辨，史學家悟得歷史，政治家悟得治世，軍事家悟得兵法，企業家悟得經營與管理的真諦，是一種追求真理、不斷接近真理的享受。
《易經》作為一本永不過時的經典之作，就多數人而言。讀解之難猶如一部天書，但如果讀者心有所用，始終抱着“君子終日乾乾”、“與時俱進”的態度，相信必能悟有所得。
3、《論語》
《論語》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編寫而成，至漢代成書。主要記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較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學派的經典着作之一。以語錄體為主，敍事體為輔，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並稱“四書”，與《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總稱“四書五經”。全書共20篇、492章，首創“語錄體”。是中國現傳揚並學**的古代着作之一。
《論語》在古代有3個版本，包括《古論》《魯論》和《齊論》。現在通行的《論語》是由《魯論》和《古論》整理形成的版本，而《齊論》則在漢魏時期失傳。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着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鑑意義。
4、《道德經》
《道德經》是春秋時期老子（李耳）的哲學作品，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名着之一，對傳統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產生了深刻影響。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道德經》是除了《聖經》以外被譯成外國文字發佈量最多的文化名着。
《道德經》，又稱《道德真經》、《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國古代先秦諸子分家前的一部着作，為其時諸子所共仰，傳説是春秋時期的老子（李耳）所撰寫，是道家哲學思想的重要來源。道德經分上下兩篇，原文上篇《德經》、下篇《道經》，不分章，後改為《道經》37章在前，第38章之後為《德經》，並分為81章。文本以哲學意義之“道德”為綱宗，論述修身、治國、用兵、養生之道，而多以政治為旨歸，乃所謂“內聖外王”之學，文意深奧，包涵廣博，被譽為萬經之王。
《道德經》主題思想：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道德經》中老子思想的精華。“道”作為《道德經》中最抽象的概念範疇，是天地萬物生成的動力源。“德”是“道”在倫常領域的發展與表現。“道”與“法”在規則、常理層面有相通點，但不同於西方自然法。“法”應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證的反向轉化之中發揮其作用。
哲學上，“道”是天地萬物之始之母，陰陽對立與統一是萬物的本質體現，物極必反是萬物演化的規律。倫理上，老子之道主張純樸、無私、清靜、謙讓、貴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政治上，老子主張對內無為而治，不生事擾民，對外和平共處，反對戰爭與暴力。這三個層面構成了《道德經》的主題，同時也使得《道德經》一書在結構上經由“物理至哲學至倫理至政治”的邏輯層層遞進，由自然之道進入到倫理之德，最終歸宿於對理想政治的設想與治理之道。也就是從自然秩序中找出通向理想社會秩序的光明正道。
《道德經》這部被譽為“萬經之王”的神奇寶典，對中國古老的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無論對中華民族的性格的鑄成，還是對政治的統一與穩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世界意義也日漸顯着，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不遺餘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學奧祕，尋求人類文明的源頭，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藴。
5、《墨子》
墨子為先秦天下十豪之一，提倡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對哲學、邏輯學都有研究和貢獻。此外，他在軍事學、工程學、力學、幾何學、光學上都有相當的研究和貢獻，先秦的科學技術成就大都依賴《墨子》以傳。《墨子》是闡述墨家思想的着作，原有71篇，現存53篇，一般認為是墨子的弟子及後學記錄、整理、編纂而成。《墨子》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記載墨子言行，闡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經上》、《經下》、《經説上》、《經説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稱作墨辯或墨經，着重闡述墨家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
文章由小及大，連類比譬，逐層推理。典型的例子如《非攻》。《墨子》文章的第二個特點是質樸無華，造句遣詞口語化。
《墨子》一書思想非常豐富，其中政治思想、倫理思想、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軍事思想都比較突出，尤其是它的邏輯思想，是先秦邏輯思想史的奠基作。漢代以後，墨學幾成絕學，直到清代，才重新引起人們的重視。
6、《楚辭》
《楚辭》又稱“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敍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併成為繼《詩經》以後，對我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並且是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
楚辭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而發展起來的，有着濃郁的地方特色。由於地理、語言環境的差異，楚國一帶自古就有它獨特的地方音樂，古稱南風、南音；也有它獨特的土風歌謠，如《説苑》中記載的《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國有悠久的歷史，楚地巫風盛行，楚人以歌舞娛神，使神話大量保存，詩歌音樂迅速發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所有這些影響使得楚辭具有楚國特有的音調音韻，同時具有深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濃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説，楚辭的產生是和楚國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傳統的薰陶分不開的。
同時，楚辭又是南方楚國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春秋戰國以後，一向被稱為荊蠻的楚國日益強大。它在問鼎中原、爭霸諸侯的過程中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促進了南北文化的廣泛交流，楚國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正是這種南北文化的匯合，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和《楚辭》這樣異彩紛呈的偉大詩篇。
《楚辭》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現，打破了《詩經》以後兩三個世紀的沉寂而在詩壇上大放異彩。後人也因此將《詩經》與《楚辭》並稱為風、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充滿着現實主義精神；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充滿着浪漫主義氣息。風、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的兩大流派。
7、《孫子兵法》
又稱《吳孫子兵法》、《孫子》、《孫武兵法》，13篇，現存最早的兵書，孫武着。
孫武，字長卿，生卒年不可考，春秋末期齊國人，從齊國流亡到吳國，輔助吳王經國治軍，顯名諸侯，被尊為“兵聖”。
《兵法》每篇皆以“孫子曰”開頭，繼承、發展了前人的戰爭經驗和進行兼併戰爭的軍事理論，揭示了戰爭的若干客觀規律，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把政治作為決定戰爭勝敗的首要因素，這是《孫子兵法》的重要貢獻，二千年來一直被視為軍事着作中的經典之作，他總結的用兵原則，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毛領袖對《孫子兵法》推崇備至。世界各大軍事院校和軍事研究機構，都把《孫子兵法》作為教材和研究資料。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商場”人士，在傳統文化中尋找智慧，《孫子》當然是首選。此書文句趨向整齊，善用排比鋪陳敍説，比喻生動具體，使理論通俗易懂，以作戰的縝密思維為文章謀篇佈局，對孫武而言，如烹小鮮。所以，即使是對兵法沒有興趣，也沒有機會實戰演**，閲讀此書，對於提高自己的思維，也大有裨益。
迄今最早的傳世本為銀雀山竹書《孫子兵法》，惜為殘簡，不能窺其全貌。注本以曹操注最早，今人新出的有吳九龍主編的《孫子校釋》、吳如嵩的《孫子兵法新論》等。
8、《山海經》
《山海經》，十八卷，撰者不詳，古代地理類史書。西漢劉歆校書時，有三十四篇，歆併為十八篇，《漢書藝文志》着錄為十三篇，今本為十八卷，計山經五，海經十三。記大小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河流大澤三百餘，動物百二十七種，異國九十五，及《夸父逐日》等神話故事。所載地理、博物、故事、神話極為豐富，自古號稱奇書，影響深遠。近代玄奇小説《鏡花緣》，大部分素材即取自《山海經》。
《山海經》一直受到人們的喜愛，從好仙術之郭璞到文學戰士魯迅，都愛不釋手，陶淵明還寫了《讀山海經》（十三首），大部分成為傳誦千古的佳句。聰明的人都十分好奇，並且想象力極為豐富，《山海經》是為聰明人寫的，給聰明人看的神話。其中記載的縹緲的仙山與瑞獸，常常為後世所引用，如宋楊億據《山海經》中關於崑崙之西有羣玉之山，是為帝王藏書之府的傳説，詩集題作《西昆酬唱集》，言下不無標榜之意。
9、《史記》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
《史記》是中國西漢時期的歷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史學名着，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記》是中國古代最着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説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着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漢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南芝川鎮）人。着有《史記》，《漢書·藝文志》着錄有《司馬遷賦》八篇；《隋書·經籍志》有《司馬遷集》一卷。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後，終於完成。
司馬遷早在20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蹟，瞭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
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38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閲覽漢朝官藏的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曆書《太初曆》完成，司馬遷就開始撰寫《史記》。
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而被關入監獄，並處以宮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馬遷出獄，後當了中書令。直到漢武帝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記》全書得以完成。
10、《金剛經》
《金剛經》是佛教重要經典。根據不同譯本，全名略有不同，鳩摩羅什所譯全名為《金剛般若（bōrě）波羅蜜經》，唐玄奘譯本則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梵文Vajracchedika-praj?āpāramitā-sūtra。《金剛經》傳入中國後，自東晉到唐朝共有六個譯本，以鳩摩羅什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最為流行（5176字或5180字）。唐玄奘譯本，《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共8208字，為鳩摩羅什譯本的一個重要補充。其他譯本則流傳不廣。
《金剛經》，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印度大乘佛教般若系經典，後秦鳩摩羅什譯。般若，梵語，意為智慧；波羅蜜，梵語，意為到彼岸。以金剛比喻智慧之鋭利、頑強、堅固，能斷一切煩惱，故名。此經採用對話體形式，説一切世間事物空幻不實，實相者即是非相；主張認識離一切諸相而無所住，即放棄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和追求，以般若智慧契證空性，破除一切名相，從而達到不執着於任何一物而體認諸法實相的境地。《金剛經》是中國禪宗所依據的重要經典之一。
《金剛經》（梵文：Vajracchedika-praj?āpāramitā-sūtra（金剛經梵文名稱修改）'）於公元前494年間，成書於古印度。是如來世尊釋迦牟尼在世時與長老須菩提等眾弟子的對話紀錄，由弟子阿儺所記載。是大乘佛教重要經典之一，為出家、在家佛教徒常所頌持。20世紀初出土於敦煌的《金剛經》，為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現存於大英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