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二。錢姓家族第一個稱帝的人錢鏐。期間也出過不少名人。例如中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創始人錢三強，中國“兩彈一星”元勛，中國科學院院士。
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成立主管原子能工業的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2月11日改為二機部），宋任窮任部長，錢三強與劉傑、袁成隆、劉偉、雷榮天等被任命為副部長。他是副部長之中唯一的科學家。聶帥曾經對錢三強説過：“搞原子能，你是行家，就請你提建議，我們大家商討決定。”
錢三強身為二機部副部長兼中國科學院副祕書長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長，承擔着各相關技術協作項目的具體組織領導工作，其領導的原子能研究所還承擔着鈾－235的分離，中子物理與裂變物理，探測技術安全防護等方面的責任。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擔子有多重。他説：“作為一個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此時此刻心裏很清楚這對於中國的原子核科學事業，以至於中國歷史，將意味着什麼。前面有道道難關，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軍萬馬都會擱淺。”
1959年6月，蘇聯撤走專家後，聶榮臻副總理對錢三強説：“我們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攻克原子彈、氫彈方面的尖端科學技術問題，我們一定要爭取在國慶15週年前後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至於人員選定，由你負責點將，點到哪個單位，哪個單位都不能打折扣。”
儘管壓力巨大，但這是錢三強最繁忙、也是心情最舒暢的日子。他説：“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
1960年，他推薦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王淦昌和彭桓武，力學研究所副所長郭永懷，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長，他們一起領導了核武器攻關小組。經過四年努力攻關，研製成功擴散分離膜、六氟化鈾、點火中子源等。其中的擴散分離膜是鈾－235生產中的最關鍵、最機密的部分，被蘇聯人稱之為“社會主義安全的心臟”，從不讓中國的科學家靠近。
這些成績的取得，無不和錢三強領導的原子能所有關。下面的數字或許更能説明問題。據統計，從1959年至1965年7月，從原子能研究所調出的科技人員共計914人，其中正副研究員、正副總工程師28人，助理研究員、工程師147人，研究實習員、技術員712人。同時，還為兄弟單位培訓了1706名科技幹部。這些人員多數都成為我國“兩彈”攻關和核科研中的中堅力量。1962年11月，中央專委成立後，為加快原子彈的研製，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繼續搞原子彈技術，一路直接奔赴一線搞核試驗。為此，張愛萍請錢三強推薦一位核試驗的領軍人物。錢三強推薦了原子能所的副所長程開甲。因此，曾有人説，原子能所是“兩彈”研製的“老母雞”。還有人説，在中國研製“兩彈”的豪邁進軍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滿門忠孝”。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巨響，震驚了世界。
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僅僅三天，錢三強就被派往河南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而這又要追溯到1957年的“反右”。
1956年，錢三強帶領40多名科學工作者在蘇聯實習考察。剛從美國回國的錢學森，也來到蘇聯和錢三強一同考察。
1957年，幫助全黨整風的大鳴大放開始。
這時，有人奉命來找錢三強、錢學森，徵求他們對黨內整風的意見。
錢三強談到當時的情景説：“學森剛從美國回國不久，對情況不夠了解，就不談什麼意見吧。”實際上，是錢三強為錢學森擋駕了。
錢三強則毫無顧慮地向來人談出了心裏話。他説，法國的科學家，每年有固定的經費、研究項目，由科學家徵求各方面的意見自己來制訂計劃，政府在一般情況下不過問，科學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學家自己來管理和領導。蘇聯從彼得大帝時期，就吸收法國的經驗；在斯大林時期，黨組織在科學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後勤工作，一切由科學家自己來管理和領導。據此，錢三強建議：“中國應該吸收法國、蘇聯這方面的經驗，改進體制，充分信任知識分子，讓他們有職有權，業務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學家自己來負責，黨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協助科學家搞好工作。”他還具體説明：“如果體制上不好馬上動，可以先選拔幾位有才幹的科學家到領導崗位上來，參加領導工作，這會很有力地推動科學事業的發展。”
可他善意之議，卻被一些人認為是要取消黨的領導，是反黨言論，要把錢三強劃為右派。後來，還是因為毛澤東、周恩來和聶榮臻的保護，錢三強才僥倖沒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做了檢討，並説自己要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周恩來等負責第一線的領導工作。
在這一年召開的廣州知識分子會議上，周恩來興高采烈地宣佈“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陳毅元帥還為知識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禮。
錢三強在回科學院傳達會議精神時，心情激動。他聯繫實際，講了如下一段話：“聶榮臻元帥説，他要當科學家的後勤部長。我們有些支部書記不是這樣。他們不積極幫助科學家解決困難，只知道看檔案、抓批判、搞運動，實際上是起了阻礙作用。”
錢三強此言一出，當即引起了很大震動。有人還翻出“反右”的舊賬，認為錢三強比當年更加露骨地反黨，並叫嚷，這種人早就不應該再留在二機部領導崗位上了。此外還認為錢三強在國外留過學，有不同尋常的海外關係。他在二機部這樣的要害部門擔任領導，不利於保密。
因此，二機部決定把錢三強調離，不再參加原子科學的攻關。
為了弄清問題，周恩來親自到二機部聽了一天情況彙報。因為有推不脱的外事活動，他又派聶榮臻副總理繼續聽取彙報。二機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劉偉説：“調走三強同志這個報告是誰搞的，我為什麼不知道，這種行動符合黨的原則嗎？對一位對黨忠誠的同志，能夠這樣隨便懷疑嗎？”
摸清情況以後，聶帥代表周總理宣佈：“你們連錢三強也不相信，你們還能相信誰？”
在周恩來的干預下，調出錢三強的計劃沒能實現。
事後，周恩來既批評了二機部的某些領導，也批評錢三強不尊重黨的領導。
調出不行，但思想教育可不能少。
就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當晚7時，錢三強還遭到批判。三天後，即10月19日，他就被送往了河南信陽。這樣，開慶功會時，就沒有了核物理學家、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的身影。
對此，錢三強曾寫下這樣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彈上天。上午××通知我，聽聽廣播。5點到7點開會，對我提意見，把我送下鄉搞‘四清’運動。後來他們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們幾個搞的。
”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黨的時候，總支書記（一位長征幹部）説的一段話：‘三強，你可能認為，入了黨就一片光明。實際生活是複雜的。將來你會知道，黨內也還有尖鋭的鬥爭呢。’當時，我還不理解。十年後，我才理解了這句話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