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是中國山東的代稱，齊魯文化是秦朝時期在中國山東省形成的一種文化，齊魯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正統派。在秦朝時期人們便將山東分為了兩國，而這兩國的文化也一直流傳至今。對於齊魯文化你瞭解多少？本期的山東文化為你帶來更多關於山東齊魯文化的內容，一起來看看吧。
齊魯文化，確切地説，齊魯文化是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統稱，春秋時期的魯國，產生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學説，而東臨濱海的齊國卻吸收了當地土着文化（東夷文化）並加以發展。兩種古老文化存在差異，相對來説，齊文化尚功利，魯文化重倫理；齊文化講求革新，魯文化尊重傳統。兩種文化在發展中逐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豐富歷史內涵的齊魯文化。
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
剛健自強是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發展的內在動力。它像源頭活水，給齊魯文化以無窮的生命活力。齊魯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嬰、孔子、孫子、墨子、孟子等，以他們為代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學派，都是積極入世、救也，充滿剛健進取、自強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為，不拘小節，力行改革，富國強兵，相齊桓公，霸諸侯，成就了齊桓公的首霸事業。
孔子重“剛”，把“剛”作為仁的德目之一，積極進取，“為之不厭”，“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孔子的這些思想，在《易傳》中有所發展。《彖傳》提出“剛健”觀念，讚揚剛健’精神雲：“剛健而文明”（《大有》），“剛健篤實輝光”（《大畜》）。
《象傳》提出“自強不息”原則。雲：“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乾卦》）。孫子兵家，為安定天下，統一天下，主張用正義的戰爭制止不義之戰。墨家比儒家在進取有為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愛、交相利的主張，“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牽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其他齊魯諸子，雖觀點不同，但在剛健進取方面，則是一致的，齊魯文化這一基本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得到充分發揚，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精神，對我們民族的自強、自立、發展、壯大，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
氣節即志氣和節操，指的是為堅持正義和真理，寧死不向邪惡屈服的品質。氣節之中，民族氣節為重。民族氣節是愛國主義的道德基礎，它以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和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在這一點上齊魯諸子是有共同特點的，是他們共同鑄就了齊魯文化尚氣節的愛國精神，但是最突出的還是儒家。兒子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孫丑》）的壯語。孔、盂是説到做到的。孔子周遊列國，到處碰壁，窮於宋、困於鄭、呃於陳蔡之間。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衞靈公》），繼續彈琴唱歌。在強暴面前，孔幹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齊有司黎彌以獻舞樂為名，欲劫持魯君（定公）。在千鈞一髮之際，孔子“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以禮嚴辭痛斥齊國君臣，挫敗了齊人的陰謀，保衞了魯君安全，維護了魯國的尊嚴。
（見《史記，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學而不厭”，“敏以行之”。他創辦私學授徒三幹，整理文化遺產，進行思想文化的創建，為我們民族文化的建設，作出了永不磨滅的貢獻。孔子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遠閃爍着愛國主義的光輝。
孟子則善養“浩然正氣”，以充塞天地的氣概，推行其王道主義，把治理天下作為己任，提出“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樑惠五下》）的主張，為追求真理，維護正義，可以捨生忘死。管仲，自古有爭議。他與召忽輔佐公子糾，公子糾死難後，召忽死之，管仲不，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齊桓公。因此，有人非議他。孔子的學生子路、子貢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問題。孔子對管仲以仁許之，説：“如其仁！如其仁！”又説，“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論語憲問》）管仲自己解釋這件事，不死於公子糾之難，是因為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史記，管晏列傳》）管仲的“功名”是與治天下連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衞，立曹，北逐戎狄，扞衞了中原和平和文明。這與死於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國家的大節。孔子以仁許之，正是對他這種大節的肯定，故管仲的愛國主義是深層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齊魯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現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愛國行動和愛國精神。曹劌自薦，領兵敗齊，保衞魯國，孫臏用兵敗魏於桂陵、馬陵，保衞了齊國，信陵君竊符救趙，既救趙，又強魏，這些是一種類型的愛國行動。魯仲連義不帝秦，用三寸不爛之舌解楚南陽之圍，退趙伐高唐之兵，卻侵佔聊城的燕國10萬之眾，淳于髡“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子貢出使，不辱君命，並有“一出而存魯，滅吳，弱齊，強晉而霸越”的奇蹟；晏子長於辭令，善於人交，使楚舌戰羣敵，增齊國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戰爭等外交活動，又是一種愛國型類。稷下先生“各着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並進行文化思想創造，又是一種類型的愛國表現。
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辦教育，育人才，傳播科學文化，也是一種類型的愛國之舉，總之，愛國是多種形式的，關鍵是在生死關頭能不能全節，“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在這方面齊魯諸子為我們留下了光輝的思想、模範的行動，齊魯文化的這一基本精神，對我們國家的統一鞏固、民族的團結凝聚，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也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
上節我們在講齊魯文化的特點時把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作為將齊魯諸家諸派思想聯結為一體紐帶進行了分析，也就是説，儘管各家各派思想特點和體系有別，但積極人世、救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齊魯文化的經世致用的基本精神。
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
人所共知，齊魯文化，甚至中國傳統文化有個基本觀點，叫做天人合一。不僅神道主義者認為，天是人的主宰，“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就是作為哲學的自然觀，也是“天人合一”的觀點。
孟子講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是天人合—“觀點的開端。孟子的所謂性，就是人固有的本性，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所謂心，就是思維器官：“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盡心便能知性，知性也就知天了。但孟子沒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
《易傳》講“人與天地合德”思想。雲：“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鎔，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乾卦，象傳》）又説，“後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泰卦，彖傳》）陰陽家更將天象和人事掛在一起，講“天人感應”：這種觀點影響至深，至今中醫、氣功、宇宙全息論等以此為基本理論。
但是，在天人合一思想貫穿的齊魯文化當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天論》雲：“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明確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勝天”的光輝思想，強調人的能動作用。這種思想在古代是難能可貴的，裏面充滿了辯證、唯物精神。對後世影響至深至大。
“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
“民貴君輕”思想是孟子首先提出來的。《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民本主義發展到戰國時代極激進的口號。其實，民本主義並不是形成於戰國，在春秋時期已形成一種思潮，影響了諸子思想，最早提出的“以人為本”的是管仲，齊國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義者。然而魯國的儒、墨在“重民”、“愛人。”方面，更加激進，理論也更系統。孔子的仁學思想體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仁者愛人”，是對人本主義的最高概括。“民貴、君輕”是對人本主義的一種激進的註腳。
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
“人道”是相對於“神道”來講的。“神道主義”以神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動地位，是沒有獨立人格的。如“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禮記，表記》）人在神面前是奴隸，奴隸是不被當人看待的。人道主義是以人為本位，強調人的價值，尊重人的獨立品格，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一句話，把人當人看待。把人當人看待，在中國始於西周的“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二者意思一致，重點在“保民”。
“德”和“天”也不分。因為周人還不是人道主義者，仍然重天講命，只是鑑於殷亡，看到了奴隸的力量。至春-秋奴隸解放運動中，人本主義形成之後，古典人道主義才真正形成。人道精神，是齊魯文化的靈魂和核心。齊魯文化是圍繞“人”這個核心展開的，因此，我們把齊魯之學概括為“人學”或“仁學”。也就是説，齊魯諸子百家，無不高舉人道旗幟，把人作為治國的根本。如管、晏主張富民、利民、順應民心，因民之俗，從民之慾，稷下先生基本遵循管、晏思想，稍變形式，而本質一樣。
墨家的兼愛、非攻、非命、節葬、貴義、興利，“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樂上》），無不從“人”出發，為人謀利益，為勞動人民謀利益。因此，無不放射着人道精神的光輝。
當然，人道精神體現最突出、理論最系統的還是儒家，孔於是當時、甚至是中國古代最光輝的一面人道主義的旗，他創立的儒家文化體系稱為仁學體系，也就是人學體系。他那“仁者愛人”的命題，是人道精神的最高體現。孔子比管、墨高明，似乎他突破了階級的、種族的、國家的、地域的侷限，把“人”作為一大類來看待。他的“愛人”，是“人類之愛”，這和他的“有教無類”是一致的。
當然，對孔子其人其思想是有爭議的，特別是在極左思潮鋪天蓋地的“文革”時期，孔於是被徹底打倒的“偽君子”、“復辟狂”、“沒落奴隸主貴族的總代表”、最大的反動頭子、歷史的罪人。他的“愛人”被説成是隻愛奴隸主貴族，只愛沒落奴隸主階級，他的“愛人”思想成了非人道的東西，首在批倒之列，就連“人道”一詞也被當作資產階級的東西，沒人敢提。至於“人類之愛”就更不用説了，那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的。
但是我們説孔子的“仁愛”是講的“人類之愛”，是從孔子思想的實際出發的。孔子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懂什麼階級觀點，提出“人類之愛”是不足罪、不足怪的。在當時，我們只能説是難能可貴的。至於孔子對“愛人”的論述，他的“仁學”思想體系，本書有專篇論述，在此無法也無須展開，人們對孔子“愛人”思想的種種看法和爭論，已是學術界熟悉的問題，不説也會知道。我們只説：“人道”思想是齊魯文化的核心思想，人道精神是齊魯文化最基本的精神，離開了“人道精神”，齊魯文化不僅會黯然失色，而且簡直變成另一種樣子，失去了它的重要意義。
大公無私的羣體精神
中華民族崇尚集體主義，講合羣，講和諧，講統一，強調大公無私。羣體主義精神，是齊魯諸子、各家學派的又一共同主導精神。首先，管仲及管仲學派對合羣、團結、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視的。他們認為合羣、團結、萬眾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敵制勝的根本。儘管管仲及管仲學派傾向於霸道，其學術思想基本是從霸業出發的，但是對“人和”“同心”等是強調的。
墨家以天下為己任，強調：“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無我”為極限，可説是大公無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論的全面系統上則比儒家大差一籌，首先，孔子把“和”、“同”分開，強調：“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為其大公合羣的思想建立了理論基礎。其次，孔子在總結前人關於羣體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並繪製了他那理想社會的藍圖，即《禮記，禮運》所載：“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那段話。
這種理想社會，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卻把“大公無私”的羣體主義精神發揮到了一個高度，使人們嚮往，並把它作為一種高尚的追求，為之奮鬥不已，吸引着、凝聚着我們民族的羣體，在他設計的現實的“小康”之目標下不停地前進。
繼孔子之後，另一位集大成儒學大師荀子把羣體主義提到了人類理性的高度。《荀子？王制》雲：“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人生不能無羣”，“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
對我們民族的羣體精神或集體主義觀念，在文化討論中時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認為它束縛子個體人性的發展。但是，我們認為，大公無私的羣體精神和集體主義觀念的形成決非無因，是我們民族在數千年文明歷史發展中總結出的思想，早已成為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之一，它對我們民族的心理心態、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和思維方式都有深刻影響，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所起積極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我們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團結、國家的統一，雖歷盡外來民族和外來文化的衝擊而顛撲不破，羣體精神起了不可忽視的作。
其次，大公無私的集體觀念，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克己奉公，捨生忘死，成仁取義，英勇獻身。再次，中國古代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雖不科學，但與未來共產主義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內在聯繫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能在中國這塊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是與二者之間內在的精神聯繫分不開的。深入發掘中國民族大公無私的羣體精神，對我國現代化事業也是有意義的。
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
齊魯古代文化之所以興旺發達、人才濟濟、聖賢輩出，優越於其他地區，除了上文我們講的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動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還有一點，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們忽視的齊魯文化中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這一精神不僅表現在先秦齊魯諸子百家，而且表現在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
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車的發明，中至魚、獵、農、牧、釀造、冶煉技術的創造，大至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制度的發現和創建，據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説。大多無出東夷者。徵諸考古資料、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説是大體可信的（具體見下編）。因為東夷民族是勤勞、勇敢、聰明睿智、善於發明創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遜讓、謹慎着名。勤勞則聰明技巧，謙遜則進取向上；仁厚則寬容，善於和易於吸納外來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故史前東夷人發明創造居多。
春秋戰國時代，齊魯地區似乎再現了史前東夷文化繁榮的時代，管仲是偉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一次宏偉的創建工程，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軍事等，都有重大的創建，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過去人們受“述而不作”夫子自道的束縛，認為他只是文化的繼承和傳授者，其實，他的思想文化的創造革新是全面的，無與倫比的。
拿中國傳統的禮樂文化來説，一般認為是周公的創造，孔子只是“從周”、“繼周”者，是的，周公是禮樂文化的首創者，但是周禮文化到春秋時期早巳崩壞，雖然孔子自己説：“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但周公的禮樂是個什麼樣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説不清，只是為自己的創新找個權威性的依託而已。孔子的禮樂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創造。後世流傳的禮樂文化傳統實際是孔子的一套。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是恰當的。
齊國兵學獨樹一幟，其他各國無與倫比。孫子集其大成，着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響的兵典——《孫子兵法》。在科學技術方面，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齊魯。魯班不僅是能工巧匠，被尊為土木工匠的祖師，他也是一位發明家。傳説鋸、傘等是他發明的。在天文學方面，齊人甘德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着作與魏人石申的着作合為一本，叫《甘石星經》。二人各有所長，但總的看甘氏早於也高於石氏。
在地理學方面，鄒衍的大九州説，雖是由近及遠、“由小推大”地推測加想象推出來的，但徵諸後來的地理髮現，不能説他不是一項科學的推測。同時，他深觀陰陽的變化，作“五德終始”論，也是有天文學深厚基礎的。在醫學方面，神醫匾鵲——秦越人出於齊地鄭陽，在當時也是無人可與他比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