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百家姓茅姓。講述人才輩出的茅氏家族150年的傳奇。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為第一百十九位門閥。茅姓到2009年1月為止，在中國姓氏排名為119位，在中國的人口約四十萬多。
茅姓文化之家族傳奇
茅以升是茅青的叔公，1896年出生。早在解放前，茅以升就很有名氣，蔣介石還曾接見過他。茅青回憶説，“我剛懂事就知道他有名。”
手上總拿個煙斗
在茅青的印象中，茅以升總是非常忙，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光並不多。“但每到週末，或誰的生日宴會上就會看到他，他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愛吸煙，經常拿個煙斗在手上。”
茅以升很喜歡幫助人，經常寄錢給家境貧寒的親戚，“這好像是那個時代的慣例，家中條件稍好一點的都要給農村的或是沒工作、或家庭子女多的親友寄錢。”
資助親人到自己拮据
茅青回憶道，茅以升收入比較高，但每月也要寄走不少錢，最後所剩不多，生活得也很拮据。特別是在“文革”後，很多親戚的收入不及以前好，茅以升就想辦法幫助他們，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侄子茅於恭。
茅於恭是茅青的表舅，也是茅以升的愛侄，人很正直也很聰明，上世紀五十年代放棄美國的高薪回國，是一個很有才華的機械工程師。“文革”後，茅於恭一家被趕到鄉下，收入也沒有了。茅以升非常心疼，就每月寄給他們30元。那時候的30元可不是個小數目，茅以升自己每個月也就掙300元左右。為了讓侄子擺脱困境，茅以升想了很多方法，找各種人，最後總算解決了茅於恭的問題。
除了茅於恭，茅以升還要寄錢給一個外甥，這個外甥是茅以升去世的妹妹的孩子。孩子有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長期依靠親友資助。此外，茅以升還要照顧岳母等人，所以每到月末所剩無幾，甚至有時還得再找別人借錢。
婚姻
“正室”之外娶了另一個女人
茅青介紹説，茅以升有兩位妻子。戴傳蕙是父母做主定下的，訂婚時茅以升年僅十七歲，妻子十八歲，身材高挑，氣度嫻雅，臉龐圓潤甜美，茅以升一見面就非常喜歡。戴傳蕙生於江蘇揚州的一個詩書之家，戴家同茅家是門當户對，還有親戚關係，戴傳蕙的三嬸是茅以升的姨媽，正是通過這位姨媽的撮合，兩人結下了姻緣。
1912年，兩人正式結婚。婚後，茅以升回到唐山讀書，畢業後又去美國留學，戴傳蕙則獨自帶着長子茅于越在婆家過大家庭生活，由於茅以升兄嫂弟妹一家十幾口人住在一個屋檐下，免不了有磕碰，在這種大家庭中生活很不容易，戴傳蕙知書達禮，性格温和，很少提出什麼特殊要求，公婆待她很不錯，但儘管如此，她仍舊渴望小家庭的生活。茅以升回國並找到工作後，他們便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此後的生活充滿了動盪，戴傳蕙跟着丈夫搬了無數次家。據茅以升長女茅於美回憶，從茅以升搬出老家，到1949年前，他們全家搬家達三十餘次，生活動盪可見一斑。戴傳蕙也因動盪的生活一直虛弱多病。
髮妻：為丈夫工作擔心，焦慮成病
從1934年起，戴傳蕙的病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是生理上的不適，精神上也開始錯亂，當時茅以升剛剛接手建錢塘江大橋，本來就繁忙，妻子病倒後他更是心急如火，好在親友很多都來輪流照看。茅以升遍請杭州的醫生診治，都沒有什麼效果，他的岳母更是焦急，勸茅以升去城隍廟燒香。
戴傳蕙曾經幾次自殺未遂，留下的遺書茅以升一直保留着。但有意思的是，一有生客來訪，戴傳蕙立即恢復正常，出門上路也行事如常，外人看不出她有病，可一回家見到親人馬上犯病。此外，戴傳蕙患病期間照樣能夠寫信，且文通理順，根本不像一個病人的文筆。家中需要回復的信，給子女或給親友的信都由戴傳蕙執筆，從這些症狀看，她得的病又像癔症。
其實，根據茅以升的長女茅於美回憶，母親的病主要是焦慮造成的，最初是因為茅以升在鎮江任水利局長時，堤壩倒塌他負一定的責任，這事件讓妻子受了驚嚇，後來，建錢塘江橋遇到困難，戴傳蕙擔心丈夫又會遇到麻煩，心焦如焚導致生病。最後大橋建好，戴傳蕙的病自然而愈，並且再也沒有復發過。
茅以升夫婦非常恩愛，不離不棄，在妻子重病期間，始終非常耐心地關愛照顧妻子。
“外室”：喜歡茅以升，從不提過高要求
不過，他也確實在“正室”外還娶了另一個女人，出身於貧困家庭的權桂雲。權桂雲是蘇州人，父親早逝，母親獨自帶着五個女兒艱難生活，為了拉扯幾個孩子長大，靠幫人做針線為生。權桂雲是家中的老四，性格温順，秀美嬌小。
1946年，在上海工作的茅以升和妻子戴傳蕙兩地分居，經朋友介紹，茅以升認識了權桂雲，並對這個嫵媚端正的女孩產生了好感，兩人年齡懸殊，但權桂雲非常喜歡茅以升。權桂雲文化水平不高，卻温柔體貼，從不提出任何過高的要求，但性格內向懦弱，解放後，由於受到各種壓力，很早就得病去世。茅以升也非常愛惜權桂雲，直到年老並受到家庭和社會的強大壓力時，他都不願意遺棄這個已經同自己生活了很久的女人。
晚年
家中經常面對親友批判
茅青回憶説，晚年的茅以升，儘管在外面非常風光，但內心的痛苦和受挫感非常強烈。
茅以升有七個孩子，五女兩男。其中，和戴傳蕙育有六個子女，和權桂雲育有一女。權桂雲和女兒搬去同茅以升住在一起後，茅以升的子女和親友很難接受她們。儘管茅以升的子女也認為權桂雲是一個好人，但卻難以接受父親曾有外室的事實，認為是父親造成母親的痛苦，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長子回國不願進家門
茅于越是茅以升的長子，小時候，因茅以升出國留學，主要由母親帶大的，同母親的感情自然也更加深厚。茅于越1949年後長居國外，直到1972年，茅于越夫婦帶着女兒踏上回國征途。
茅青回憶説，“茅于越回來那天，全家出動去機場歡迎。哪裏想到，于越到北京後仍表示不回家住，要住在賓館。不僅如此，他連家門也不肯進，親友們想見他就去賓館，於是親友們只好天天往友誼賓館跑，連年近八旬的老父也不例外，好不辛苦。”
後來，茅以升找到茅於軾夫人商量這件事，希望能幫忙出主意。茅於軾夫人於是勸説權桂雲暫時回老家蘇州一住。權桂雲很通情達理，答應同女兒回蘇州。
“即便母親已經去世，即便權女士住進以升家不到十年後也病逝，這些子女們仍舊不放過他們的老父親。”茅青説，自己曾親眼目睹茅以升遭親友指責的場面，茅以升對此的態度是一言不發。據茅以升女兒茅於燕説，她的哥哥茅于越曾因她沒有加入批判父親的行列，因此對她也疏遠了，後來竟至音訊全無。而權桂雲的死對茅以升打擊也很大，他深感對不起這位跟了她十幾年受盡委屈的弱女子。
對話茅青
茅家人信奉知識不愛藏黃金古玩
廣州日報：你認為為什麼茅家出了前清舉人、橋樑專家、經濟學家等多位名人？
茅青：一個家庭出名人有很多偶然因素。我覺得茅家出人才主要同茅以升的祖父茅謙有一定關係，茅謙中舉之後茅家興旺了一段時間。茅謙也是一個很有天賦且口才很好的人，他對茅以升和茅以新等孫子輩有很大影響。最大的影響就是希望中國能夠擺脱落後捱打的局面，尋回強國的夢。當時這是他們的理想，也是中國整整幾代人的夢想。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一起説的最多的就是這些。直到茅以升和茅以新那代人都是最關心這個事情。
清末舉人喜歡現代化的東西
廣州日報：除了天賦好口才好，茅謙先生還有什麼愛好？
茅青：茅謙是清末舉人，後來當過幾年小官。他沒當過大官，卻是一個很新潮的人，他喜歡現代化的東西（當時的現代化）。
他和幾個朋友在南京辦了一個金陵測量學會，這個學會就是學習怎麼用一些西方的儀器。那時候的中國連這些儀器見都沒怎麼見過，更不會使用，別説製造了。茅謙特別喜歡擺弄這些儀器，如果他生在當代肯定是理工科的料。茅謙還辦過新學校和報紙。那都是比較新潮的東西。
廣州日報：茅謙先生有沒有給茅家立下什麼家規？
茅青：茅家沒有什麼家規。從茅謙開始，茅家就比較“洋化”或者叫“西化”，比較開放。你從茅家人喜歡理工科這點就能看出，茅以升的榜樣是詹天佑。
如果説茅家有什麼特別的傳統習慣，就是不愛藏黃金也不攢古玩。現在説盛世藏古玩，亂世攢黃金，茅家這兩樣都沒有，而且茅家幾代人都不喜歡藏這些東西。我想可能是茅家信奉知識，認為只要掌握知識，走到哪裏都是有飯吃的。所謂黃金也好，古玩也好都在自己的血液裏，知識是真正的財富。
廣州日報：這樣的家族氛圍是不是對你也有很大影響？
茅青：恰恰相反，我小時候非常自卑，因為那個年代我們家庭算是資產階級家庭。不但一點光環也沒有還要背黑鍋。
我記得小時候在填寫“家庭出身”一欄時，很多人都填“革幹”（就是革命幹部），我只能填“普通幹部”或者填“職工”。
茅氏大家庭經常人來人往
茅青1982年大學畢業，畢業後分配在北京外辦工作。由於丈夫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三年半後去法國學習，後獲得了東亞研究碩士學位，之後返回北京。1990年再次赴法定居，目前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工作。
茅青很小時，母親就離婚了，離婚後的母親獨自去了山東大學讀書，把年幼的茅青放在外婆家中，因此，茅青自小和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她也因此有了一些和叔公茅以升接觸的機會。
外祖父和外祖母對茅青疼愛有加。茅青告訴本報記者，當時，外婆家住北京王府井大阮府衚衕，她就出生在那，那是鐵道部宿舍，外祖父是鐵路工程師。
茅家是個大家庭，“我們家經常有很多人來來往往，親戚，朋友和同事非常多。”茅青回憶説，那時剛剛解放不久，茅青的母親和舅舅們都非常積極，外祖父和叔公茅以升也把全副身心都撲在工作上。
由於母親再婚，茅青輾轉讀了幾個小學。小學一年級的時光是在“大甜水井小學”渡過的；後來母親再婚搬到永安里居住，茅青也隨之轉學。
“小學前三年，我覺得人生還是比較平靜，也很愉快幸福，但是三年級以後開始‘文革’了，我們家和其他很多家庭一樣，一下就陷進了很深的痛苦中。”茅青回憶説。
